国企改革，是一个从上世纪开始就不断在谈、不断在深入、同时又不断出现新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题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，要“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”、“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”。为什么要不断讨论国企改革？就是要不断破除体制机制的束缚，真正把作为市场主体——企业的活力释放出来。
企业是什么？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，获取利润的组织。不同于纯利益驱动的企业，国有企业同时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，是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在市场主体之外也承担社会服务的职责。
如何平衡这种看上去略显“矛盾”的关系？在笔者看来，效率依然是第一位的。只有企业自身发展壮大，有活力和生命力，才能在完成企业的本职之外，“有余力”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责。如果一个国企病恹恹的，或者是一个“僵尸企业”，依靠政府和银行的输血度日，又何谈社会责任？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“拿来主义”。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。资本主义可以搞混合经营，我们也一样可以。只要主体在，控制力在，立场在，这些技术层面的操作，就可以为“道”所服务。这个“道”，就是国企的职责。
国企本身体制机制的弊病，就是不断改革所要消除的病灶。事实上，引进社会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，早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“倒逼改革”的一个典范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或社会资本，股东的结构变得多元了。这个时候，国企必须为业绩所驱动，必须为股东负责，必须投入市场的怀抱，迎接更多元、更直接也更残酷的竞争。
竞争是激发活力的良药。在竞争中，以前国企躺在温室里养出的那些坏习惯，比如机关化、行政化、“等靠要”、奖惩不明等，就必须要改掉了。事实上，如果任何一个民营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，那就离被淘汰不远了。所以，本质上，国企改革，呼唤的是国企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。
逻辑很明晰，但技术层面依然有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。比如，国企的员工是否可以持股？持多大的比例？诸如电力、石油、天然气、铁路、军工等重大领域，如何平衡国计民生与企业逐利的关系？这些问题值得探索，但也必须鼓励探索，而绝非以“容易出问题”为由，因噎废食地久拖不决。
中国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改革关键期，也面临着全球化退潮的外部环境，风险与机遇并存。越是到这种时期，就越不能迟滞改革，因为改革带来的问题就须由改革解决。中央的顶层设计出台之后，我们期待着能出现更多有魄力的改革者，为国企混改探索出更多优秀的案例和方法论。
